近日，熊波大使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做客越南财经频道VITV“全球事件”访谈节目，介绍中国2020年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指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给中越经贸投资合作带来重要机遇，强调中越双方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越关系大局，不断巩固政治互信，推进后疫情时代务实合作，维护双方共同战略利益。访谈实录如下：
记者：中国日前公布2020年GDP增长2.3%，您能否向我们介绍更多有关信息？
熊波大使：去年，全球18个GDP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中国GDP总额是10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4.7万亿美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7%左右。2000年中国GDP是10万亿，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扩大至10倍。
对去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更看重的综合性指标是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历史性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超过5500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十三五”期间实现脱贫，这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记者：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熊波大使：最根本的因素是制度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的社会凝聚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都是中国的制胜关键。其次是理念优势。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果断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迅速有效控制住疫情。第三是政策优势。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迅速精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迅速有力重启，产能利用率全面恢复。通过上述努力，3月下旬中国本土传播基本阻断。4月中旬，规上企业开工率恢复到90%以上。第四是市场优势。疫情未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拥有全球最全产业门类，外汇储备超过3.1万亿美元。这些因素决定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足，抗风险能力强。
记者：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吗？
熊波大使：疫情突然来袭，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特别是疫情初期，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包括湖北这些重灾区等很多省份的经济被按下“暂停键”。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6.8%的负增长，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湖北省全年经济增长负5%。应该说中国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的决心非常坚定，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第二，疫情让我们全国范围内人员流动最大程度降低，对消费需求，特别是对餐饮、旅游、酒店等服务性消费行业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第三是大型企业抗压能力比较强，资金周转空间比较大，小微企业抗压能力则相对较弱，损失比较严重。但总的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是有限、可控的，这从我们经济后3个季度实现V字型曲线迅速恢复可以看出来。中国第二季度实现3.2%的增长，第三季度实现4.9%的增长，第四季度更是超出预期，实现6.5%的增长。
熊波大使：首先，我们非常重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对全国各省市按照疫情风险等级进行分级管理和调控，在疫情缓解、有条件的地方迅速组织复工复产。第二，我们从总体思路上明确了“六稳”、“六保”政策思路。具体讲，“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资、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的核心是民生兜底，不能让百姓民生出现大的困难，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第三就是精准施策，帮扶重点行业企业。央行设立了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向重点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支持，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支持。2020年前2个月，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支持就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最后，我们注意化危为机，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积极抢抓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新机遇，加大力度支持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创造了新的发展动能，催生了新市场。
熊波大使：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公平正义带来严峻挑战，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产业链供应链仍不稳定。从中国内部因素看，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全球疫情对中国外防输入始终构成压力。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将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完全有信心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
熊波大使：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两国开展经贸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互补优势。可以非常明确地讲，中越经济发展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也成为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有统计表明已上升为第六大贸易伙伴。毫无疑问，越南是中国在东盟内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中越双边贸易克服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实现大幅度逆势增长。据中方统计，全年突破1900亿美元，这充分显示了中越经贸合作的强劲韧劲和巨大发展潜力。同时，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据越方统计，去年中国对越投资位列越南吸引外资第三位。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关联。据统计，越南约1/3的电子零配件和约1/2的纺织原料从中国进口。这些来自中国的进口，为支撑越南电子产业、纺织业对欧美等市场的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今后还将稳步扩大。去年中国商品零售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万亿美元，和美国大致相当，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和经贸合作伙伴，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给中越经贸投资合作带来很多有利因素，双方合作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同时，中越经贸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一些中资企业对越南的投资营商环境还有一些顾虑。为推动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双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中国投资商关注越南哪些领域？中国大使馆将如何推动中越合作关系？
熊波大使：刚刚结束的越共十三大确定了越南今后25年“三步走”发展目标，就是到2025年建成向现代化工业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到2030年建党100周年之际，建成具有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家，跨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45年建国100周年之际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越南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关键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国真诚希望越南顺利实现上述发展目标，也愿全力支持越南加快发展，全方位参与各领域建设合作。
中国拥有世界最全的产业门类，我们愿支持越南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根据越方需求参与优先领域建设。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为此作出贡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南方电网投资建设的永新一期电厂，技术先进，排放指标优于越南国家标准，废水处理实现全部再利用、实现对外零排放。不久前，这个项目获得越南建设部颁发的国家建设工程质量奖及有关方面颁发的电厂运营管理优秀奖。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两国高层共识，双方应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发展战略对接合作，促进互联互通通道建设，积极推进后疫情时代务实合作。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和开通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和货物往来的“绿色通道”，共同维护两国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大使馆愿继续发挥好促进中越之间友好合作的桥梁作用，继续全力推动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巩固政治互信，这是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中越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愿继续推动加强中越合作顶层设计，特别是对接双方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包括刚才谈到的越共十三大确定的未来25年发展目标和中国确定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有很多是契合的。我们还愿意积极帮助两国企业协调解决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记者：当前两国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需要加强互信，您对此有何建议？
熊波大使：首先，我认为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准确。两国之间的互信，包括两国高层的政治互信、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信，是中越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也是中越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认为首先一定要认清中越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何在。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两国的制度安全是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这是两国安身立命的最根本保证。迄今中越两国的发展，包括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都表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根本保证。这一点中越两国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相互支持。
第二，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越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处理好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一定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推进中越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加强战略沟通，维护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要始终牢记中越是同志加兄弟，决不是对手和敌人。
第三，要以坚定的大局意识和政治定力坚决管控好分歧，决不允许局部分歧侵蚀两国的政治互信。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和利益分歧是正常的，邻国之间也是难免的。双方都很清楚，海上问题是两国之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因为这一问题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处理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对解决和管控好这一难题应该有信心，实践也证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两国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成功实践，表明中越双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双边协商谈判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有政治意愿，坚持对话协商是解决这些分歧的唯一正确途径。在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积极探讨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双方都能接受的过渡性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逐步积累互信，为最终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同时一定要坚决管控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特别要严防敌对势力利用这一问题，蓄意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蓄意煽动两国民意和感情对立，影响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局。
